高利貸

高利貸(usury)是高利貸信用的簡稱,產生於原始社會末期,是指因高利放貸產生的債務,是高利貸資本的運動形式。它是獲取超額利潤的惡劣借貸,是日常生活中較為常見的一類非法債務,為政府所禁止。

高利貸起源於原始社會末期,在古代斷斷續續發展,也出現過高峰期,在中西方受到不同程度的抵制。但到了近現代,中西方對高利貸都有嚴格的法律約束。中國境內在銀行同期貸款利率(LPR)4倍以內的屬於合法利率,超過4倍的,屬於高利貸,而高利貸的部分是不受法律保護的。

高利貸

高利貸具有暴力性和隨意性,是社會不穩定的重要誘因,利息約定過高,會嚴重傷害民營中小企業與實體經濟、破壞民間資本運行生態與信用機制、擾亂金融秩序與社會穩定。針對高利貸,中國在2020年5月發布的《民法典》第六百八十條規定:禁止高利放貸,借款的利率不得違反國家有關規定。但高利貸帶來的巨額利潤仍然吸引著不法分子。2023年,多名幹部高利轉貸僅靠利息就斂財數百萬。

歷史沿革

中國

中國古代對高利貸相對比較寬容,宗教教義對高利貸並無排斥,官方對高利貸的管制是相機抉擇。也反映了當時高利貸者剝削奴隸、農民和其他小生產者的經濟關係。

起源

高利貸產生於原始社會末期,從已有的文獻資料推斷,中國古代借貸取息之事最早出現在西周。西周時期借貸取息的對象最初是穀物,可以服勞役抵頂。春秋時期出現以貨幣為對象的借貸,利息也逐漸升至50%到100%。西漢官僚家族取得財產主要途徑之一也是放高利貸。

逐步發展

隋唐時期,政府經營借貸可以解決官府經費不足的問題。但官員容易假公濟私、中飽私囊,所以隋唐時期屢次中斷,財政困難時又恢復。商人與寺院也是是這一時期高利貸資金的重要提供者。

唐宋時代,高利貸進入完備發達時期。對經濟社會及人們的生活的影響也越來越大。有抵押借貸和信用借貸兩種借貸形式。宋朝特別是北宋時期,高利貸活動非常活躍,王安石變法,於熙寧二年(1069年)九月頒布《青苗法》,讓官府在夏秋青黃不接時放貸糧食或錢款,幫助農民渡過難關。但由於用人不當,變法失敗,很多人傾家蕩產。

高利貸

元朝蒙古貴族被明令禁止直接經商,但元代的高利貸資本也十分發達,出現了「斡脫商人集團」這一代理階層,「先是州郡長更多借賈人錢以償官,息累數倍,曰`羊羔利兒’」嚴重影響生產的情況。民戶多因不能償還而「破家散族」。

逐漸成熟

高利貸在明代已趨繁盛。民國時期達到成熟,其形式多種多樣,名稱繁雜,如印子錢、大加一、出門響、放青苗、驢打滾、典押等。明朝末年,由於農村土地兼并嚴重,很多農民成為流民,流入城市,以出賣勞動力為生,他們常常為吃飯穿衣犯愁,但又沒有可抵押的財產去當鋪借貸。於是,社會上就產生了一種晨借夕還或者三五日以至十數日歸還的不用抵押品的融資機構,這就是印局。因為借錢時,需要借錢人與印局訂立合約,簽名蓋章,還錢時也要蓋印章,亦稱「印子錢」。在17世紀印局借貸已經很普遍,甚至進入了兵營。據多處史料推測印局生於明而壯於清,在中華民國時期達到成熟。民國時,老北京的印子錢還有一個俗稱叫「加一錢」,意思是收一成的利息。

高利貸

高利貸

發展受限

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創立即對之明令禁止,嚴厲限制。但改革開放,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民間資本變得十分活躍,高利貸又登上舞台,有資料顯示1996年民間借貸達1000多億,其中又多為高息借貸。到了現代社會,中國在2020年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明確,「禁止高利放貸,借款的利率不得違反國家有關規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西方

西方國家對高利貸是抵制的,宗教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均對高利貸進行了限制。

古希臘古羅馬

古希臘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600年間,就頒布法律規範利率。古羅馬在公元前443年規定利率不得超過8.3%,公元前88年將利率上限提高到12%。利率在多數時期都是放貸人與借款人之間的約定。沒有法律規定限制,民間利率一般在4%~12%之間。

古代英國

1275年,英王愛德華一世頒布了《猶太人法令》,認定猶太人收取利息屬非法,根據該法令,300名猶太人被絞死,其他猶太人被驅逐出境,沒收其財產。

1311年,天主教教皇克雷芒五世規定,放貸收取利息是異教行為,廢除了所有允許收取利息的法規。宗教對高利貸行為的排斥是與當時的農本經濟「重農抑商」思想相適應的。

工業革命及以後

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產生和發展,1542年,英王亨利八世頒布了《反高利貸法案》,允許放貸人收取一定比例的利息。但有10%最高利率限制。伊麗莎白一世將最高限額降到6%。放貸取利的禁令開始鬆動。

高利貸

從19世紀上半葉開始,天主教對利息解禁,允許放貸收取利息。但一些國家仍然嚴格遵守宗教關於利息的制度,不但嚴禁高利貸,而且不允許收取任何利率的利息。

工業革命后,由於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放貸收息才被官方認可,但仍有法律約束。以美國為例,聯邦政府對於借貸利息並無明確規定,主要由地方立法界定入罪,規定整體比較嚴格,有些州甚至將情節較為嚴重的放高利貸行為入罪,而且暴力逼債或將判刑。

基本概念

高利貸在牛津詞典中英語翻譯為是usury,指以不公平的高利率向人們貸款的做法。高利貸最大的特點就是它的借貸利息率高、規模大。馬克思說:「從資本主義生產已經確立的時候起,特別是隨著產業財產和商業財產的發展,高利貸者即貸款人,就只是一種由於分工而同產業資本家分離、但又從屬於產業資本的角色。」高利貸的存在也是市場經濟下利益的必然驅動。中國境內在銀行同期貸款利率LPR(Loan Prime Rate,簡稱LPR,指一年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4倍以內的屬於合法利率,超過4倍的,屬於高利貸,而高利貸的部分是不受法律保護的。中國在2020年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明確,「禁止高利放貸,借款的利率不得違反國家有關規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借貸方式

高利貸常見有三種方式,

第一種是親戚朋友之間的相互拆借;溫州民間借貸危機時,溫州人親友間的借貸也是非常常見的借貸方式。

第二種從事借貸活動的公司,比如擔保、典當、投資公司等等;公司平時業務就是「低息吸儲、高息放貸」,打著擔保公司等旗號放高利貸。

第三種就是行事隱秘的地下錢莊。地下錢莊是指以發放高利貸形式的非法金融組織,時常以高利貸賺取暴利。地下融資涉及眾多個人,且透明度低,缺乏法律保障,容易誘發社會不安定。

經典案例

溫州民間借貸危機

溫州市是浙江省的經濟中心,其民營經濟充滿活力,截止到2012年,其民營企業大約40萬家,並且大部分的民營企業是依賴於民間借貸融資。溫州最早系統地統計調查民間借貸規模在2001年,當年的借貸規模通過測算約為300—350億元。有證據顯示,浙江溫州投資者2010年即從房地產撤資,投向高利貸市場。截止2011年,溫州有89%的家庭個人和59.67%的企業參與民間借貸。2011年,溫州市發生債務危機后,溫州至少已有80多家企業老闆逃跑、企業倒閉。其中2011年9月份就發生26起。根據中國人民銀行溫州中心支行2012年7月21日發布的《溫州民間借貸市場報告》民間借貸規模約1100億元,佔全市銀行貸款的20%。溫州民間借貸不僅規模大,並且涉及的面非常廣。由於實體經濟放緩、房地產市場降溫,且正規銀行貸款持續收緊,巨大的高利貸債務無法償還。截止到2012年,溫州有近250家民營企業負責人外逃,在溫州的民間大約有8000億元~10000億元的未償還借款。民間借貸利率一般較高,基本可以達到月息3%,在資金需求旺季還會達到月息3.5%~5%。面對較高的利率還是選擇去借貸,可以理解為一種投機行為,這些行為本身具有極高風險,但人們仍然前赴後繼。溫州民間借貸危機愈演愈烈。

高利貸

高利貸

爆發原因

長期以來,中國銀行體系處於「半壟斷」狀態。雖然出現了擔保公司等新型融資機構,但受制於資金來源,這些機構難以發揮顯著作用。在中國市場體系初步建立、經濟微觀主體市場化、金融交易急劇增長的情況下,利率市場化遲遲不啟動,導致了資源配置的嚴重扭曲。長期保持高利差,使得銀行盈利輕鬆,不利於銀行管理效率的提升,也導致銀行成為公眾存款的「分利者」而非價值創造者。

2011年銀根緊縮后,銀行放貸能力下降,中小企業貸款更加困難。中小企業投資的新項目需要後續資金跟進時,遭遇貨幣政策突然收緊,導致企業資金鏈斷裂,企業就會求助於高利貸。民間借貸變成了中小企業融資的唯一渠道,原本還在可控利率範圍內的貸款演變成高利貸。當利率越來越高的高利貸還不起的時候,資金鏈斷裂,跑路、跳樓便就紛紛出現,危機爆發。

從監管職責看,監管部門較為分散。在實際工作中,由於民間借貸涉及面廣、定性困難,各監管職能部門並沒有真正履職到位,在業務經營方面由於借貸的分散性、隱蔽性較強,日常工作中存在客觀上難以監管,也存在主觀上不監管;銀監部門對民間借貸監管無章可循,這也是溫州市民間借貸危機發生的原因之一。

有些溫州的「擔保公司」通常以月息2分左右吸儲,再以3分至6分放出,甚至可達月息8分至1角,年利率高達96%至120%,嚴重違反國家有關利率管理規定,擾亂了國家正常的金融秩序。但溫州市民間借貸存在多年,社會公眾法制觀念欠缺,而且民間借貸活動也會打著合法的幌子來借貸,貸款人的過度自信以及可得性偏差還有從眾心理都會推動民間借貸交易量的急劇增加。過度自信是民間借貸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

自2000年之後,溫州商人開始涉足房地產、資源投資等領域,幾乎全民熱衷於樓市投資。2011年,在人民幣大幅升值、勞動力及原材料成本大幅提高這三重壓力之下,實業利潤已經被擠壓到難以為繼的地步。而大多數中小企業的年利潤率一般在3%~5%之間。有相當多的企業抽出生產資金,投向民間借貸市場。藉助各種民間的金融槓桿手段,積累的風險被成倍放大,成為一場金融傳銷。

影響

(一)高利貸對中小企業的經濟造成極大損害,傷害民營中小企業與實體經濟

受民營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畸高,以及民營實體經濟「空心化」影響。大量民間資本放棄實體經濟建設,轉而聚集到短期逐利的資本炒作領域。有的甚至以傳銷的方式將「高利貸」的層層炒作變成了逐利的手段,如此以來,大量民間資本遠離實體經濟,使民營實體產業不斷「空心化」,高利貸利息約定過高,造成借款人負擔過重。也加重了企業的負擔,導致企業資金使用進入惡性循環。對中小企業的經濟造成極大損害。

(二)破壞民間資本運行生態與信用機制

當民間資本運行中「高利貸」盛行,民間資本運行的正常生態就會遭到破壞。而且民間「高利貸」違背經濟規律的資本運行,使得資金鏈斷裂成為必然,違約現象、逃債現象暴力追債現象頻發,導致民間資本運行的正常秩序被打破,進而危及到傳統的民間資本運行的信用機制。

(三)高利貸擾亂甚至架空國家貨幣與金融政策,擾亂金融秩序與社會穩定

民間借貸中的「高利貸」行為的發展,會逐漸演化成地下非法金融活動,嚴重擾亂中國正常的金融秩序。其一,大量非法金融機構開展非法金融活動。民間「高利貸」行為規避了正常的金融監管和金融機構,通過地下錢莊等非法金融機構的非法金融行為而實施,「高利貸」所依託的鏈環,實質上是對中國金融秩序的嚴重擾亂。其二,違反國家利率管理,民間借貸利率高漲。此外,民間「高利貸」發展衍生的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行為中引發並寄生著諸如集資詐騙等違法犯罪行為,甚至還會引發黑社會性質的犯罪。更值得警惕的是,有一些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便利,將資金從正規金融體系轉貸出去加人到民間「高利貸」體系中,進一步威脅到國家的金融安全。比如是一些上市公司利用其融資的便利性,以「高利貸」提供給其他中小企業,與國家宏觀調控政策相違背。高利貸逃避了貨幣政策工具等調控手段的調控,使得存款準備率、公開市場等工具失效。

(四)高利貸具有暴力性和隨意性,是社會不穩定的重要誘因

一起起因高利貸逼公民犯罪的案件時有發生,還有很多因高利貸引發的犯罪被隱藏在陽光之下。由於沾上了高利貸,讓許多人的生活出現了慘痛的悲劇。民間高利貸在很大程度上催生公民犯罪是社會不穩定的重要誘因。高利貸行為的隨意性,存在較大的風險,因借款不能按時歸還而引發的糾紛和案件有所增加,影響了社會的穩定。而且高利貸催收含有暴力性質,破壞經濟秩序和社會穩定。

趨勢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對高利貸行為明令禁止,高利貸一度銷聲匿跡,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高利貸偶爾也會登上舞台。中國境內在銀行同期貸款利率4倍以內的屬於合法利率,超過4倍的,屬於高利貸,不受法律保護。民法典第六百八十條規定:禁止高利放貸,借款的利率不得違反國家有關規定。所以中國僅支持合法借貸行為,高利貸行為將受到法律制裁。

西方對高利貸一直都是抵制的態度為主,西方宗教認為,利息收入不是勞動所獲,是剝削他人的勞動成果,是罪惡行為。在西方,只要高利貸的性質確定且與當地的法律相抵觸,本金和利息則定義為非法,所以借款行為全部不受法律保護。而且西方國家設立發薪日貸款放貸對象為工薪階層,主要是解決其生活困難,有利於社會穩定。嚴格的機構監管,也保證了發薪日貸款處於政府的掌控之中。在西方,為保證工薪階層正常生活,會繼續進行放貸活動,但法律也會嚴格定義高利貸行為,放貸人需遵守當地法律,以免受到懲罰。

專家聲音

著名經濟學家茅於軾認為:「現在的主要障礙是人們認為放高利貸是剝削。他不懂得放高利貸是為社會創造財富,是利人利己、利國利民的大好事,對繁榮經濟有非常大的作用。」「民間借貸這個形式很好,避免高利貸最好的方法是鼓勵大家放高利貸,而不是禁止,越禁止,利息率就越高。」

中國資深財經評論家朱大鳴認為:「如果壓制高利貸的蓋文/楊積堂子被揭開,高利貸病毒趁機復活出籠,很可能泛濫成災難以制止,而企業一旦經不住誘惑,借了高利貸,就要牟取暴利才能不虧本,這樣的話,高利貸很可能是蠶食實體經濟的蛀蟲,咬斷經濟大樹根基的地老虎。」

著名經濟學家許小年談到:「我不認為高利貸是非法的。我不認為你大銀行放貸就是合法的,我放貸就是非法的,哪怕我的利率高也不是。」

福建泉州農商行董事長黃斌先生談到:「只有放開,才能治理高利貸亂象;只有納入管理,才能為民間金融正名。一味地打壓,即便用吳英血祭,中國的民間金融堰塞湖只能越來越高。」